日光之下

 

今天七一，同往年一样，上午主旋律巡游，下午泛民上街。

去年在美国，FS问如果六四重临，你会不会上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因为上街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上个月读到卢云的《With Open Hands》，中文翻译为《亲爱主，牵我手》，有关祷告的。最后一章是：祷告与革命。比前面任何一章都长。写得很好，抄一下：

 

祷告与革命

 

骤眼看来，“祷告”与“革命”这两个相反极端的词语，来自不同领域和截然不同类别的词语，而把它们相提并论会极可能引起抗拒和不安的情绪。这种不安正好是一个起步点，因为在我们这年代，一个不安的人比一个祈祷的人似乎会要求得着更多的关注。

 

这种不安和抗拒导致很多人作出激烈的反抗，并令他们感到迷惘和驱使他们抗议和示威——他们或会公然表示反抗，或不采取任何行动，或因逃避而进入一个麻醉与完全被遗忘的状态中——这些肯定是一些深切不满情绪的表征，表示我们不满被逼在这世界中生活。有些人却希望提醒社会人士，记载在书本中的自由和正义的理想，而同样地在每天生活中常被人践踏遗弃。而有些人却早已感到气馁，并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人所剩下的唯一机会是退出这个混乱的世界，寻找和平与安宁。他们因感到厌恶转而回避身处的社会及其中的机构和策略。无论那人所作的是何种决定，或许他变成一个嬉皮士、雅皮士、革命先锋、造梦的温和派人士，或许他为着推动社会架构的改革而发出呼喊、或许他对浮过身旁的事物只报以忧郁的冷笑，然而怨愤仍重压着他心头，这份情怀是既强烈又容易察觉到的，或许它只被深深压抑在一份消极冷漠情怀之下。在上述种种现象的浮现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渴求。现存的社会必须改变，社会内部的一切虚浮错谬的架构必须全然消除，并以一种崭新的架构所替代。有人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投资在这场奋斗中；另一人却等待这令一世界的出现，正如他等待幽灵显现一样，他也是无奈地在等待；又另一人却憧憬将来的景象，并把自己融合在一个充满声音、色彩、形体的梦幻世界里；至少他可以在这一刻里假装一切，包括他自己，都变成新的了。

 

……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把一个基督徒变为一个革命分子，而在于是否愿意承认在现世的革命者中，基督所表征的一切真确特性。我们或许可从这个不与世界妥协，并为了一个更美的将来而全然摆上自己奋斗的革命者身上，再一次找到那位曾为多人得着自由而牺牲性命的人。

 

……

 

这人是谁呢？对他周围的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具吸引力的人。那些遇上他的人都会对他着迷，并且想更进一步认识他。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印象，就是他的动力乃来自一个坚稳、丰盛而隐蔽的源头。从他里面所流露出的内在自由，使他超脱即时和最迫切的需要，这种超然洒脱既不傲慢、也不冷漠。他会因为身旁所发生的事而受感动，但却不会因此而感到受困逼和损毁。他聆听时很留心、说话时带着自制的权柄，但不轻易受催逼或激动。按他的语言行为，他似乎有一个生动的异象活现在他眼前，而这异象是听见他说话的人能暗示却不能看见的。这异象引导他的生命。他顺从这异象，透过这异象他懂得如何分辨事情的轻重。很多看似燃眉之急的事情难以惹动他，而他却极为看重一些别人容易忽视的事情。

 

他对能感动别人的事物并非无动于衷，但他去透过自己的异象去察看别人的需要，因而令他们的需要添上另一种的意义。他会因别人乐意聆听他而感到快乐和高兴，但却不会主动招聚一些人群围绕他，建立一个组织，或发动一场运动。没有党派能在他身旁组织起来，因为他不会单独依附任何一个人。他的言语和行动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保证和毋待证明的真理，但他却不会将他的意见强加于任何人身上。当某人不接纳他的意见或不按他的意愿做事时，他也不觉烦扰。

 

在每一件事上，似乎在他脑海里都有着一个具体和强烈的目标，而这目标的实现是极之重要的。但在追寻这目标的过程中，他仍然维持高度的内在自由。他好像常常明白自己永远不能亲眼目睹这目标的达成，而只能看见它的影子。但在他人生的旅途上，他一直都拥有一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由。他为人小心和谨慎，一点也不鲁莽。每次遭遇挫折时，他都只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次要。他活着，并不单为一个新世界的出现，并为此而努力，因他看见了这新世界的轮廓。而这世界也呼召他，以致生存和死亡对他已不重要。

 

摘抄完毕。

 

自由、民主、和平……这些词语读起来多么动听，然而不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无论谁在上面都一样。现在骂政府的人，如果给了他们权柄，难免不犯现在所骂之人的错误。《潜伏》里的站长是国民党的官，我的第一感觉，这人怎么这么像共产党干部啊，主要是神似。他总结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有内心的自由、对别人的尊重、平安，单纯追求外在的自由、民主，肯定不会有和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牛，谁也不服谁，早打成一团了。远志明、张伯笠等许多人的见证都提到这一点。感恩的是他们今天都变成了祷告的人。

 

继续摘抄：

 

只要你仍然在期待一个新的世界，

只要你仍经常对身处的社会提出批判性的质询；

只要你仍强调你自己和世界都要悔改，

只要你仍丝毫不容让自己建立一个看似安宁的境况，

只要你仍对社会的现况感到不满，并不断谈论一个将要来临的新世界，

你才算得上是一位基督徒。

 

只当你相信在这新国度的实现中会扮演一个角色，

只当你抱着圣洁的情怀而生的激动去敦促每个你遇见的人，而令那应许早日应验，

只要你仍按基督的榜样生活下去，

你便不断去寻索一种新的秩序、一个新的架构、一个新的生命，

你才算得上是一位基督徒。

 

……

祷告是一件富革命性的事情，因为你一旦开始祈祷，你便把你整个生命放置在一个未可确知的境况中……祈祷是指你常常预备好放弃你所能确定的事物……祈祷要求你为着自己和同胞寻觅一块新天地而踏上征途……如果你真的想望你祷告生活中的成果成为事实，你大概会因着你应否作此尝试而感到惊惧和疑虑。此时，你必须牢牢地紧记，勇气也是神所赐的一份礼物，藉着这份礼物你才能作如下的祷告：

 

神啊，赐我勇气作革命之士，

正像昔日你儿子耶稣基督一样，

赐我勇气，把自己从这世界中松脱出来。

帮助我自由释放地站起来，

并不躲避任何批评。

神啊！这全为了你的国度。

释放我，

让我在这世界中成为贫穷，

然后我才能在那实存世界中丰足，

这正是今生的真谛。

神啊！为着关乎那未来的异象而感谢你，

但求你实现，而不让这异象只成为一套理念。

 

圣经希伯来书11：13-16：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全文完

 

回家的路1

回家的路2 

 

Eric Schmidt 是 Google CEO，他五月在 U Penn给毕业学生讲话时建议远离虚拟世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Q: 我们是否太过依赖电脑？

A: 我们公司的目标当然希望大家多用电脑，但我希望凡事适可而止，大家要懂得如何关上电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精彩的人和事。生命是和身边的朋友接触沟通，生命是和朋友一起旅游参观世界，而不是活在你的Blackberry和i-phone之内。

"Turn off your computer. You're actually going to have to turn off your phone and discover all that is human around us," Schmidt said. "Nothing beats holding the hand of your grandchild as he walks his first steps."

那天，和WXL吃饭，她张口闭口：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昌平园的树还是这样。有树荫是很幸福的，真是晒死了！

 

 

待续……

 

 

毕业十年纪念

敖哥

从不主张激情至上，因为我曾认为自己应该安守本分，不过就是激情本身。不想把过去浪漫化，因为真正的浪漫，应当是沿着内心的传奇一路走进今天晚上的梦境。然而，时光把自负的玫瑰制成了干花，也让电脑前弹琴的人，因为过分高傲而几乎得了颈椎病。

1995年到1999年，我在北大读了四年书，主题是诗歌与音乐。我写下这些文字，呼唤过去的朋友们，也包括我自己，不要忘记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

89年，我哥提前放假回家，趴在窗上朝我微笑。他是一位典型的80年代北大文科学生，也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拳击运动员，性格豪迈，飞扬跋扈。他的北大同学们，带给中小学时代的我很多新鲜的感觉。我到现在仍然感谢这些兄长们，是他们向推荐我崔健的《解决》，告诉我世界上有种音乐叫重金属，让我在中学课堂上偷闲读了卡尔维诺和史蒂文斯。到95年的时候，我发现这批人已经堕落了，他们分散在各地，偶尔回北京。成熟的代价是内心的部分腐烂，几位大哥就这样慢慢变成他们曾经看不起的人。不能像他们那样，这是底线。怀着这个想法，我来到了北大。

学校把95级的文科生安排到了京郊的昌平，也是海子曾经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我跟石可（外号“驴头”）一见如故。当时他从褥子底下拿出自己的一首诗，誊写在稿纸上，据说要写一万行。他的歌《湟水河》，《尘土中的妹妹》，代表了他内心最纯朴，优美的一面，尽管现在他已经严肃认真地以自己的“变态”为荣。到了晚上，我和石可就去活动室抽烟，一遍一遍地用录音机放摇滚乐听，用烟头在冰凉的玻璃上写字，火化散落间，酒精的力量慢慢地涌了上来。

有一天晚上，我刚爬到楼顶，回身去拿烟，不慎顺着楼梯跌了下去，半天才缓过来。我悠长的叫声，让几个哥们儿误以为我跳楼自杀了。石可同学飞踹开楼门前去营救，结果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再次回到楼顶，看到有个人穿着军大衣，在寒风中用手笼着一个小蜡烛。此人叫邵泽辉，后来当了导演。学经济的熊育竹，已经弹了好几年吉他，当时正在钻研Thrash Metal，跟他的校花女友一样有艳名。

我认真地听了几堂课，觉得上当了，北大不过如此。石可认为自己选错了专业，很快也产生了厌学情绪。有一天晚上，石可酒后发狂，把熟睡中的班主任们都叫了起来，方式是挨个儿门都踢一遍。当时的昌平园区领导朱某，以洪亮的男高音说，“石可同学我要处分你！” 石可答道，“朱老师我接受！”

酒醒之后，石可同学想起家里人的压力，觉得处分的后果会很严重，就来找我商量。我第二天去找朱，告诉他如果处分石可，我们将跟他武力解决。我们觉得北大并没有什么好，随时准备被开除，可以拿他当借口安慰自己，朱屈服。

那些大学班主任们，现在想来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部分人在大一的小女生中间下手了。什么介绍入党啊，帮助进步啊，谈人生谈理想啊，都挺下流。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一起去燕园，同学们张罗着凑钱要请师兄们吃饭。我问为什么，答曰以后有好处，我说你们真丢人。所以，我至今都有个习惯，要跟年纪比我小的人一起吃饭，一定说好是我付钱。

五四文学社办讲座，石可带着作品去参加。社长现在想来应是胡续东的继任，问石可95级谁的诗写得好，石可报了我的名字。该社长说，让他来我宿舍见见吧。听了石的转述，我说他要想见我，可以来见我。这大概就是我晚了几年才认识胡续东那些人的原因吧。


二

昌平园区与城市生活隔绝，到最近的车站需要走5里路。那一年，我头一次在乡间的道路上奔跑，看着金黄的麦地，听着当时的女朋友喊着《阿甘正传》里的台词，“Run, Forest, Run!”。我酒量很普通，但在昌平喝酒成了习惯。95年生日，我喝了很多啤酒之后，感觉自己是一架二战中受伤的飞机，摇摇晃晃从桌子上“斜飞”下来，继续喝白酒和红酒，直到救护车开来。

那时候去趟昌平县城就算进城，记得我在昌平的音像店买了两张盗版的磁带，U2 的《War》和Skid Row的《Slave to the Grind》。去燕园，看到当时还有柿子林，小木屋，老图书馆的草坪。晚上的学三食堂办舞会，看到师哥师姐们在门口排队。我想，等回到北大本部，日子就会很好。

96年我们回到本部学习，刚回来就发生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情。9月17日，一群北大研究生组织游行，理由是保钓，北大校方严阵以待。我半夜酒后骑车路过三角地，像往常一样，边骑车边唱歌。突然有人个人老远朝我大喊，“你这个学生，给我下来。”我下车跟他打了个照面，看他态度嚣张，我就跟他打了起来。

此人没想到我会动手，非常被动。这时跳出几个警察上来制止，我立即拿出学生证，说我是学生，警察带我去了保卫部。当时的保卫部长姓童，一见面不由分说就破口大骂。事后我才明白，童以为我是组织游行的学生。我很有礼貌地对他说，“你是北大老师吗，在这里做什么？”童说，“我是保卫部的部长啊。” 我说，“那你是不是没上过幼儿园啊，没人教过你好好说话吗。”只见老童蹿起一米多高，声嘶力竭地喊，我在北大就没见过你这种学生。我安慰他，那是你以前孤陋寡闻。童说，我一定会处分你。我说，千万别，有本事你开除了我，你以为老子稀罕个北大文凭啊。

几个小时过后，中文系领导来了，把我带了出来，嘱咐我写份材料。第二天，我去系里递交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说，昨天晚上12点左右，我在三角地发现一个40多岁身份不明的男性。觉得他形迹可疑，就对他进行盘问，因为对方出言不逊，造成肢体冲突。中文系领导告诉我，那个人是北大校长办公室主任范某。范某和童某后来在全校教职工会议上好一番控诉，并要求我当面向两个人道歉。我拒绝，并告诉系领导，除非他们先向我道歉。

大学二年级，我对北大的文科教育有些失望。经过“校长办公室主任”事件之后，我更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我不参加一切系里的活动，然后开始“系统地”不上课，也就是所有的课都不上，但按时交作业。我自己制订了阅读计划，天天读书，同时跟几个青岛的大哥合伙做生意，比如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了不少书。

在北大，我最看不起的人是官僚。我哥的大学同学当时市团委书记，对我说可以安排我进学生会，估计是看我哥的面子，开始许愿。我告诉他，我做了什么，让你跟我说这种话。这两年听说北大把三角地拆除了，我觉得，真不如把校长办公室拆了。

三 
 
在燕园，我开始怀念昌平的日子，因为周围出现了更多蝇营狗苟的学生干部，满脸颓色的研究生，还有形形色色的滥人。让我愤恨的是，这时候连昌平都回不去了。简单说，我当时是个标准的愤怒青年。活在各种重型音乐里，体内冲动着近乎荒诞的力比多，每天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我无时无刻不想检测一下自己的爆发力，看谁不顺眼，一定要直接告诉他。几年后，我在一首诗里回顾过那时候的心态：

我的身体就像
我的一堆名字，其实并不属于我
流血的时候我猜我能

活到25岁，新石器时代

大家忙着寻找的星星难道就是
蘸满血液的石头吗……

跟超级白痴
在一起，在一起
我们砸石头也砸对方 

  ——《石头课》

当时经常去北体找我发小的一个朋友玩，他是90公斤以上级的拳击运动员，有一帮从事重竞技项目的哥们儿。去北体看他们训练，我才觉得内心得到了短暂的平静。97年我哥回到北京，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我很受鼓舞，跟他的老同学们再次玩到了一起。90年代前期，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迅速变成了商品社会里的弄潮儿，有些人转眼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我在跟人合伙做生意期间，通过这些人看清了一些社会现实，觉得这种生活绝不适合我。

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态度，比如吃喝嫖赌，我不能认同之外，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愿和势利眼。“我曾经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听到类似的话我就开始不耐烦，你曾经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一次，一个外表挺文雅的商人跟我说，“我当年也是个诗人，而且写的不比那些有名的诗人差。”我就不说话了。不料对方又加了一句，“可是如果现在谁跟我谈起诗歌，我就说一个字，Fuck!”我说，“Fuck yourself! 你本来就不是什么诗人，别做梦了，就凭你也配啊。”我支持大家去赚钱，在商言商也很正常，让人浑身不爽的是一些人刚有点钱就想转身意淫一下，挤眉弄眼地好像说自己过去嫖过一个女人叫诗歌一样，纯属精神上的无赖。

这时候我开始考虑出国上学，同时读了不少西方诗。最常读的是里查德•艾尔曼编的诺顿现代诗选，还有小玻林编的美国当代诗选，这两本书为我打开了现代西方诗歌的视野。读完它们，回头再去读密尔顿和布莱克，更觉诗歌的力量在血脉中漫漫滋长。记得当时在图书馆读到一本旧的《耶鲁评论》，里面有哈罗德•布鲁姆的一篇论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关系的文章，读完以后大为叹服。此前读过《影响的焦虑》的中译，感觉不知所云，但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觉得这真是大手笔。多年以后我上了布鲁姆的几门课，还是清晰地记得在北大图书馆五楼看他文章的感觉。

但我当时很清楚一点，我想写的诗，我还写不了。或者说，我手上的功夫还远远不够，需要快点练，而且急需建立自己的风格，这对一个刚写诗的人来说是最关键的。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臧棣。此前不久，我还认识了一个蒙古族的吉他手敖•巴特。这两个人让帮助我找到了方向。


四 

97年春天，我和我哥在海淀的一个酒吧里喝酒，看到有两个人在弹唱，我哥说，那不是我同学巴特吗？巴特是北大88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是个面目清秀的蒙古人，看上去完全不像个摇滚青年。他大学毕业后辞去了工作，跟来自南昌的吉他手栗子（也就是竹文）一起以音乐为业。据说他们两个吃住都在一起，连看电视的时候都在一起弹琴，几年后配合无比纯熟，进入了化境。

看巴特和栗子弹琴唱歌实在是一种享受，巴特是北大有史以来出产的最好的吉他手，他的声线非常迷人，很多翻唱歌曲到了他那里甚至可以超过原唱。比如他唱的Richard Marx 的Now and Forever，The Extreme 的More Than Words，都令人惊艳。栗子的吉他技术尚在巴特之上，可以说在当时的北京是数得上的高手。

他们两个演出之后，我哥介绍我们认识。栗子问我认不认识音乐青年许秋汉，我说不认识，又问我知不知道文学青年胡续东，我说没听说过。我问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栗子说，等以后你认识了就知道了。

巴特当时经常去北大勺园的留学生宿舍，找他的韩国女朋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有次他从勺园出来，正好我骑车路过遇到，就聊了起来。巴特说最近手头比较紧，想教学生弹吉他补贴一下，我答应帮忙。我回去找熊育竹和石可，商量着组织了一个音乐协会，原始动机就是让巴特来北大教吉他。

很快，我们都成了巴特的第一批学生。熊有过几年的基础，本来已经能弹一些“枪花”和“金属”乐队的曲目，经过巴特的指点，更上层楼。我以前学过点吉他，但并没有花时间多练习，这回算是开始认真弹了。跟巴特学的第一首歌是Eric Clapton的Wonderful Tonight，跟熊育竹合奏一番，感觉不错。此后，我弹节奏，竹子弹主音，我们开始了对练，一直到毕业。

音乐协会办起来以后，团结了一批人，包括北大的胡斌（95信管），乔力加（95城环），还有一些已经毕业的乐手。我们定期举办演出活动，组织音乐人来做讲座，很多社会上的摇滚青年慕名来交流。香港的Channel V 曾经采访过我和竹子，并播出了我们演出的片断。记得当时采访我们的是吴大维，因为不看电视，所以不知道他是谁。后来98年北大出了张纪念百年校庆VCD，里面有我和竹子在弹琴。

那年夏天，我在静园遇见许秋汉和张慧生。许秋汉当气度不凡，谈吐超迈，让人一见就生好感。我和秋汉从认识到现在，一直是肝胆相照，在一起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关于已经去世的张慧生，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现在提起他，仍然无限惋惜。

通过音乐，我结识了一大批朋友，从北京摇滚圈的江湖人士，到流浪的民谣歌手。有时候我不在宿舍，来了人就把乐器放下，自己先出去了。等我回来，最多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多了六把吉他。在鱼龙混杂的乐手中，人也慢慢自动区分了出来。有些是真正的音乐人，有些动机不纯的，也被我们淘汰出去。我和竹子都看不惯那些通过搞音乐去搞女人的行为，所以有演出都让女朋友坐在第一排。

摇滚多年，我开始养成了更全面的听音乐的习惯，逐渐从布鲁斯，爵士到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我也开始严肃地考虑，应该写出一种什么样的诗。我写了两首诗，感觉语感正在形成，就像最基本的音符，正在从内心的乐器中飘出。97年9月，我认识了臧棣。我写诗并不是跟臧棣学的，但他的不断鼓励，成为了我当时写诗重要的推动力。十几年来，跟臧棣在诗歌上的学习和交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五

很多人说诗人是天生的，但并有谁见过刚出生的婴儿写下一首十四行诗。可是，我仍相信，诗人绝对是天生的，因为只有真正的诗人才会让诗焕发绝对的生机，纵横无碍，而且浑然一体，就像苹果树会结出苹果，狮子是肉食动物一样。那么，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诗人呢？

我在21岁的时候找到了答案。那时候，我已经阅读过很多中西方的诗人，写过20万字的小说习作，写诗却并不多。因为我知道写不了我想写的东西，读的越多越难下笔，所以长期处于轻体力诗歌劳动的状态，只能偶尔来一首测测感觉。97年9月，我决定开始投入写诗，因为找对了感觉。

下面谈一下我当时的经验，可以给初学写诗的朋友参考。简言之，真正的诗人有很多特点，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有能力主动地建立跟语言的特种关系，并由此建立了跟自我的特殊关系，从这两种关系的张力中生长出独特的诗性空间。换言之，诗人的语言一方面是所有人共享的，另一方面也是母语中内在的外语。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办法是仔细听每一个词。先不要考虑一首诗要传达什么意义，也不要在自己读过的诗歌作品之间瞻前顾后，寻找风格的折衷点。需要做的是把词语放大，集中精力倾听它们滚动，摩擦，碰撞的声音。然后体会它们的质感，尝试它们的温度，辨析不同的色泽。让每一个词语，都变成微型的诗，它们不是生物，却有生命，要尽可能跟它们成为朋友。多想想这些词给自己造成的心理感觉，它们曾经意味着什么，还有可能有什么别的意味。然后，在自己技能允许的范围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信任语言自身的声音，成败在所不计。在这种状态下，不停地写一段时间，就会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了。

但在刚开始写的时候，我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策略。我只是在一些较小的范围里把握语感，制造层次，但我写的绝对数量很大。97年臧棣在北大开了门诗歌写作课，听了同学的介绍以后，选了这门课，但并没有去上。当时并不知道臧棣是位诗人，只知道他博士毕业后当了96级中文系班主任。

同宿舍的人告诉我臧棣要求每人交几首诗当作业，我就请他代交了几首。听说臧要在课上分析学生的诗，我很好奇，决定去看看。臧棣在课上讲解了我的《大钟寺》和《海滩》，我发现他的分析很细致到位，有几处跟我不一致的想法，但都不是重点，我知道这回是遇到行家了。

课后一些人还在围着他讨论，我都没法跟他打招呼。刚要走，臧棣说，“你们到底哪个是王敖？”我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臧棣说，“你写东西感觉很成熟，我也不知道你这成熟是哪里来的。”我怎么回答的不记得了，臧棣说能否再拿一些作品给他看。我说当然，于是回去写了一个礼拜，写了几十首诗，打印出来交给臧棣。

臧棣课上讲的很多是当代诗人，我的兴趣并不大，因为觉得不少诗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些现象表征是有意义的，但就诗论诗无法让人满意。所以，我去他的课就是为了听他对我的诗有什么看法。结果臧棣并没说看法，只说我是选课的人里写得最好的，我心说这还用说吗。臧赞扬了我的创作量，并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我说当然有，于是回去又写了一百多首诗。对我来说，很多都是一挥而就的习作，有修改的时间，不如再写一个新的。

当时有文学社请欧阳江河到北大做讲座，臧棣建议我去听。后来问我感觉如果，我说我只听了一半就走了。就我听到的而言，如果一个人系统读过西方诗，那就会觉得他讲的没什么价值。臧棣又给我一些《偏移》里的诗，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跟他们不是一种路数，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么写，我会越写越好。臧棣说，你再拿些作品来吧，我又回去写了很多。这样一个月以后，我手里积攒了两百多首诗，我觉得很值，因为我有了信心去写更好的诗。

我挑选了一些作品，送去商店打印，去拿的时候，看到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很漂亮的字，比我的字，臧棣的字都好很多。大意是说，他叫胡续东，也写诗，看到我打印的诗集，希望能够见面交流，并留了宿舍号。我买了些水果，是给自己买的，然后就去了。

去了胡的宿舍，从床上叫起一个长得精灵古怪的研究生，他伸手把我的水果接下，然后就聊了起来。原来胡曾经打趣臧棣，你开诗歌写作课真有什么发现吗？臧棣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胡续东说到诗歌就激动起来，眼睛瞪得很园，而且有点凸出，我心说这人好玩，眼睛瞪得跟得了甲亢一样啊。聊完约好以后再一起玩，我提起水果就走了。

胡误以为我带水果去是为了找他拜码头，越聊越开心，结果水到果却不成，觉得有些郁闷。下午我去澡堂洗澡，又遇见他，赤身裸体互相打量了一下，说真巧啊。后来我们搞音乐活动，都会通知胡子来玩。在静园草坪上，在小四川，马嘉丽等饭馆，胡子，我，许秋汉，巴特，张慧生，陈涌海，海淀的大杨，还有杨一等人经常啸聚。有时候觉得胡子跟秋汉配合特别默契，简直就像哼哈二将，两个都是满场飞的人来疯，但风格不同。秋汉号称不是诗人但是诗歌本身，以无比的啰嗦征服听众。胡子有模仿天赋，学各种人都惟妙惟肖，擅讲各种级别的黄笑话。有他们俩在，基本上high 就有了保证。

通过胡子，我认识了当时还在报社工作的冷霜，人称帅哥诗人的姜涛，在读博士的周瓒，社科院的周伟驰，还有其他一些诗人。冷霜后来到北大继续读书，跟我成为至交，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冷圣人”。姜涛比较低调，当时交流不多。周瓒和周伟驰都和善可亲，让人喜欢。

98年校庆期间，我在北大偶然遇到耶鲁教授孙康宜，聊了一会儿，她说你以后来耶鲁跟我读书吧。回美国后，孙教授把自己的学术著作邮寄给我，让我先读一下。我在北大基本上是自己按计划看书写作，跟老师们并不熟悉。因为我觉得做人贵在彻底，要不去上课就都不去，当然臧棣是个例外。臧棣认识我以后，花了80块钱请我吃了顿饭。考虑到当时北大青年教师的工资水平，还有臧棣一向简朴的消费习惯，实属难能可贵。

为了找老师给写推荐信，我匆忙出版了一本诗集。出了以后略有悔意，因为我已经写了更有说服力的作品。诗集送给我大学班主任王宇根的导师乐黛云教授一本，乐教授读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不但热情夸奖了我，还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此后，我每出一本诗集都会给她邮寄一本，她收到后都给我写电子邮件，说谢谢你出国后还能记得我，我说那当然。

在那本诗集里，有我大三的时候的一首诗，送给臧棣。十多年来，我们君子之交，以诗交流，并期许以远大的目标。这首少作，仍能表达我对他作为一个诗歌教育家的敬意：

他的翅膀

——向臧棣致敬

他的翅膀
经过他的默许,飞过来
刚好插在我
墩实的想象力上

让我看上去更像
一架风车

我用欣赏的目光
喂养它，用香烟
给它吐出白色的笼子,而夜晚
我们用睡眠

相互抚摩……

它在我的房间里坐着飞
躺着飞，甚至背起整个房间飞
然后它笑眯眯地码好
我蜂窝煤一样的嘿嘿声

它趴在我的背上说，想不想当天使
我说不想，我想当翅膀
1998

六 

大三的时候，我答应给戏剧社写一部戏剧，提出要让石可来演，因为我觉得石天生就适合当演员。戏写出来以后，邵泽辉当了导演，这是他拍的第一步戏，《缪斯的丈夫》。这年我也认识了信管系的几位好朋友，96级的申思后来成为音乐协会的第二任会长，他和胡斌，林健等人组织的“信风”在北大也很有名。搞摄影的李实经常来给我们活动拍照，还写了首诗送给我。我跟熊育竹继续搭档，配合日渐成熟，时称“天仙配”。

《缪斯的丈夫》在北大南门外的“潜水艇”公演，现场非常火爆，各位演员都发挥出了最佳水平。在剧的结尾，当石可演到举刀自杀的一刻，全场黑灯，我拎起电吉他以类似“涅磐”早期的《Bleach》的风格一顿狂砸，气氛达到白热。邵泽辉是一位非常干练的导演，当时就觉得他会在戏剧电影上大有作为，现在果然成为现实。邵北大毕业后去了中戏，我曾问他中戏的姑娘如何，他笑道，不错，不过有点贵。前些日子，我们还在网上商量，期待着再合作一次。

熊育竹高大英挺，为人严谨自律，弹琴做事都很有章法。有一次，看到他从地上捡起一枚硬币，仔细地吹干净，动作优雅地放进口袋。我想，这种人是有赚钱天赋的。后来果然，他毕业后投身金融投资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跟唐朝的首任主音吉他手郭怡广的公司比邻，没事儿就讨论怎么弹吉他。如今，熊育竹已经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这几年，他和胡斌等人又在北京重组了乐队，定期组织演出。

大学四年级，我继续无休无止地写诗，同时准备出国留学。巴特跟韩国女友订婚后，开始打理韩国老丈人在北京的生意，逐渐淡出。我跟许秋汉来往更加密切，看他经历过一些女人之后，自称许秋老汉，但仍然充满童心。我去他家玩，看见他在墙的四周写了一部《道德经》，开始字迹粗糙，到把五千言写完，已经圆润有体。许秋汉对我说，“王敖，你永远要像现在这样有激情。”去年，我托朋友带给秋汉一本《绝句与传奇诗》，臧棣之外，他是真正能理解我的人。

毕业前，有个中文系的同学突然跟我说，你知道这些年系里的人叫你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大笑着说，我们一直都叫你混世魔王，不过没人当面跟你说而已。我虽然没有参加毕业照相，但听他这么一说，决定去毕业聚餐上跟大家喝一杯。

1999年我毕业了，出国的事情因故推迟，所以我又在北大活动了一年。我在西门外的挂甲屯租房子，很多好友都去我那个小院里住过。我经常请朋友到家里玩，早晨去西苑早市买好羊肉，中午炖上，晚上10点打电话邀请各位到我处一聚。我隔壁住的是一对常年出来偷情的激情男女。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喝酒弹琴，说话间隙中听到叫床声音越来越响，而且女的不断鼓励男的，呼欢之余还为男方数数。大家哑然，于是我按照他们叫唤的音高开始伴奏。我对门住的是一位风尘女子，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工作，我们见面都都很客气地打招呼。夏天很热，她常脱光了在院子里洗澡，身材颇佳，让我感叹民风之纯朴。

七

99年北大出了件事情，由于学校管理不善，昌平园区的大一女生邱庆枫同学被奸杀。当99级的学生在昌平组织悼念的时候，前文所说的园区领导朱某竟然下令禁止，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慨。这个朱某非常欠扁，后来听杨铁军说，他读研的时候跟朱是同学，当时就看他很不顺眼。昨天胡续东告诉我，朱后来去云南大理做官去了，社会黑暗可见一斑。

记得当时许秋汉在没听清楚受害学生姓名的情况下，拍案而起，怒道，“邱淑珍同学就这样被害了！”我连忙拦住他，“许秋汉，不许胡说！”晚上，我骑车飞驰而过各个宿舍楼，放开唱摇滚的嗓门大喊，“同学们，都出来游行吧。”到了办公楼，老远看见石可冲了进去，我心说这下他算完了，因为石当时毕业出了问题，学校卡他，很可能要推迟毕业一年。石可是一直勇于闹事， 事后才能反应过来，立即精神崩溃。学校让他写检查，他无法执笔，在我处长吁短叹。刚好我的文笔就是多年写检查练出来的，于是文不加点替他写了一篇。

有段时间考古系外出实习，空出宿舍。我，许秋汉，石可，邵泽辉，韩少华和汪洋组织了临时宿舍，一起住在41楼。汪洋曾经是一位中学生诗人，当时只有他大学四年还是处男，到了晚上，几位大哥轮番开导他，向他传授经验。一个月前，我跟他联系上，他已经为人父。当时我们晚上基本不睡觉，许秋汉会讲评书，讲到早晨，大家去旺福楼吃早饭，然后回来睡觉，觉得很快活。现在我还记得秋汉说评书时得活灵活现，“我许秋汉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擅使一对镔铁轧油锤。” 当时他已经开始发胖，我就说，“秋汉，你那是胸前一对镔铁轧油锤吧。”想听许秋汉的音乐，可以去网上搜索《未名湖是个海洋》，算是北大近20年来的非官方校歌。

99年冬天，我遇到一些不痛快，心情极其糟糕。开始酗酒，而且不吃饭，体重越来越轻。不小心自行车被人偷走，胡续东把他的一辆自行车给我了，我每天骑车在海淀漫无目的地乱转。本来我跟许秋汉在海淀的酒吧驻唱，一小时有一百块的收入，可是这时候我已经失去兴趣。很快日子开始潦倒，我把吉他卖给了哲学系的张鼎，听说他后来毕业工作受人欺负，精神失常。我写过一首歌给他，叫《送给张大帅》，网上可以找到，希望他现在生活恢复正常。

有一天我骑车带着石可从挂甲屯出来，车把活了，结果车子一歪，我和石可都摔倒。我把车推进北大，突然很生气，就把它扔了。后来，胡续东问我怎么不骑车了，我说扔了。胡默默不语，他花了不少时间寻车，后来在未名湖后面的小土坡上找到，拿回家好好擦洗修理，又骑着出来了。有次我遇见他，说没钱吃饭了，他当即从上衣口袋掏出一百块钱给我。还有一次，我又断炊了，正在马路上发愁，低头捡到50块钱，去书店买了本书，然后找石可一起吃了顿烤肉串。

2000年，胡子进了北大在线，并当了主管，许秋汉，张路民等人都去帮忙。北广的张路民是个很杰出的吉他手，我早有耳闻。一见面，许秋汉说，“这就是我们著名的王敖。”我说，“久仰Mark Knopfler”张答道，“不但是你，我也一样久仰Mark Knopfler啊。” （Mark Knopfler是英国的一位吉他名家，张以会弹他的大量曲子而闻名）。当时，因为我情绪过于消极，在美国教书的臧棣连续给我写信宽慰。许秋汉，张路民和张慧生，也都鼓励我振作。

最后一次在静园弹琴，汪洋跟我在一起。一曲弹完，我放声痛哭，我知道，在北大这几年的日子算是结束了。在出国前，我回了趟青岛，在海边恢复了力量，再回北京就完全振作了起来。临别吃饭的时候，告诉大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家各奔前程去吧。离开北大的时候，老远听见艺术系老师朱青生叫我，他问我去哪儿。我说我要去国外了，朱说，“好，王敖，我们就此别过！”几年后又遇到他，他大手一挥，来了句，“好，风采不减！”此人也是颇有趣。

一晃将近10年过去，每当朋友的MSN头像换成了婴儿，我就知道又有人当爸爸了。我去年从耶鲁毕业，又开始弹吉他写歌。这几年来，写了三本诗集。前段时间跟朋友聊起来，说起当年意气风发，但觉现在豪气不减，希望还会有老而弥辣的趋势。

北大的文科生比较浪漫，自视又高，所以走进社会以后很多人不适应。我们都有无数美好梦想，文有与天下才子争锋的气概，武也有路见不平，拔拳相向的勇敢。然而，这些年我也悟出一些道理。一个是要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有自己怀才不遇的心理。社会不公平，自己更应该清醒和努力。否则文变成孔已己，武变成堂吉诃德，空有牢骚，一样阻碍社会进步。

近日由老同学建议我写写当年的事情，刚好是放假有时间，我一天一篇，随手写来。但觉这么多年来，其实并无多少改变，我觉得自己高中刚毕业，来到昌平，看到斜月星光，拉着美妙的弧线模糊了我的视野。一切得失，本来就不会计较，唯一觉得惊心的，是时光的无法挽留。我远不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写下这些，无非是为了化过去为力量。


2009年6月

 

一直断断续续下雨，间中有狂风雷暴。早上发现丢了把伞，那是我比较心爱的一把伞啊。唉……

 

昨天大雨来临前的乌云，如同水墨画，海面倒是平静的。

 

这星期还丢了一件东西。

跟文艺青年正律师看了本季的最后一场演出，法国五月的Little Story.com, 中文译为狂人日记，有些九唔搭八。

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Hip Hop！！！编舞、音乐、灯光、构思，没想到Robot dance, break dance之类的可以用来表现在公园抢气球，抢板凳，农场的一只鸡，一根羽毛，受伤的蜻蜓，小朋友的红色三轮车……Encore的时候，差不多所有人都起立鼓掌，他们5个每人来了一段Solo，一只手撑起整个身体，倒立打转之类的，全是技术活（米国人大概就是这样）。Very high，激动之余，把印制精美的节目介绍丢了，还不知道丢哪儿了，总之回家后找不到了。

 

这段不知道在哪里演的，抢沙发，在香港是抢板凳。上网查了一下，他们竟然去北京演出过了。

 

   

 

上回书止笔于高考，现在又是高考时节，愿所有考生正常发挥，能进入理想的学校。

 

我当年高考，先报志愿再考试。除了填写志愿表，还有一张表要填，名曰“政审”。不是我填，是父母要交待在六四中的表现。发了表拿回家让爸妈填，第二天要交。爸火了（他很少发火的）：“要是因为这事影响你考大学，我跟共产党没完！！！”然后如实填写了因六四受处分的事迹。不过那是党内处分，所以他至今还是共产党员。我想，他和共产党没完岂不是跟自己没完？而且，他能怎样跟共产党没完？不过，我顺利上了第一志愿，虽然我语文竟然比政治分还低。

 

既然这样，就应感恩，并且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如果不知道那些人受过那么多苦，我会觉得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原来要维护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流亡。

 

去年三月，在洛杉矶晖的朋友家见到了王丹，当时写了一些，这里不赘述了。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女士，叫王超华，头发灰白，却也笑笑的，话不多，和晖也算熟。前两天在维园买了《我要回家》，写的是那些流亡者的故事。原来王超华也是当年21个通缉犯之一，王瑶的幼女，如今已经快60岁了。1989年冬天，她父亲去世，那时她还在国内东躲西藏，听到消息，恨不得去自首。这20年来，也不能回国见儿子。王丹和王超华，连香港也不能来。晖倒是想来香港找工作。和逢时聊起这些，我们俩为了晖的前途，写了封电邮给他，提醒他最好不要和王丹走得太近。多么世俗啊。

 

从洛杉矶回来，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不死的流亡者》，献给八十高龄的流亡作家刘宾雁。如果满分是100，那么这本书的心碎指数为120。那是相当有才的一批人，有反思，有见地，不像长毛只会叫嚣。他们爱祖国爱人民，因为说了些话，不得不流亡。万之在《想像回家》中写道：漫步斯德哥尔摩郊外的森林，每次看着满地枯枝败叶树桩我都可惜得心痛，心痛得想哭，只想求老天行行好，把这些枯枝败叶树桩都给我送回内蒙古的老家去，好让我的乡亲们过个暖暖的冬天。

 

其实他们不是不能回国，而是回国的话，要写悔过书，保证书之类的，几个人都是因为父母病危申请回国，但还是要写悔过书保证书。他们选择了尊严和信念。我想如果是我，我怎么选？

 

还有一些在家里的人，却也不觉得平安幸福，也是因为说话的缘故，比如丁子霖，天天被人盯着。

 

这是我的祖国，有些好孩子，用不同的方法表示爱祖国爱人民，就被轰出去。

我若不看这些，那就不是真的爱祖国爱人民，因为这些人也可能就是我。

所以天父的爱是多么宝贵，见到衣衫褴褛的儿子，老远就跑过来拥抱他。

 

待续……

 

今天所有报纸的头版都是15万人在维园。我跟T说，我昨天去了，T说，我也去了，Y听到说，我也去了。然后我们仨说：打死也不相信有15万人，支联会总是这么夸张！不过这不重要。

 

这是我第三次去，比较有经验。跟一帮阿叔、阿婶、阿伯找了个马路牙子坐着，比坐在地上舒服多了。听完熊炎的发言提前走了。他现在是米国陆军牧师。他说，愿慈爱的上帝安慰那些死难者家属。

 

这是我拍得最为满意的一张照片

 

后面的“耶稣是主”是同福堂所在地。我同意贪腐要反，尊重人权，不过靠什么救中国？民主能救中国吗？民主的基础是什么？如果不解决人最根本的罪的问题，民主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大会喊的口号我喊不出口。而且，我觉得自己和香港所谓的民主派有深深的沟壑，说实话，颇反感他们为反对而反对，凡政府做的，都是为迎合中央的，凡中央的，都是邪恶的。他们反对特首用词的恶毒程度，与中共“扫进历史垃圾堆”“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或者是香港报纸描写娱乐新闻的夸张程度，如出一辙。我在长毛的摊前逗留一分钟看看香蕉公仔，马上有人贴了张他们组织的贴画在我胳膊上，把我归为他们的人。经过我同意了吗？

 

还有，今天罗京得淋巴癌死了，48岁。很反感一些人说这是他当年报道镇压新闻的报应，老天有眼，愿薛飞杜宪长命百岁。人就是这个样子，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最好早早死翘翘，无论是专政派还是民主派。

 

我支持：

1. 平反。承认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不对，如同陈水扁悔改。传道书说：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2. 天安门母亲，并且让流亡的人回家。这个打算另开个话题细述；

3. 公民权利。昨天很高兴买到了《零八宪章》，并签了名。

 

 

20年前的今天是个星期六。20年前的6月10、11日，是东城区小学考初中的日子，学校放假一周让我们回家复习功课。我在东郊民巷小学，平时住东单奶奶家，周末回家。6月3日下午，我和晓征（只有我们俩人住西城区）一起回家。

 

东郊民巷小学是离天安门最近的小学吧，4、5月份学校附近就很热闹了，老师、爸妈天天去天安门，不过不让我们去。我一直想看热闹，特别是自由女神像，电视里天天播，可惜一直没机会。终于等到了6月3日。那会儿已经没什么公共汽车了，只有地铁。但我和晓征都想去看热闹，自己创造一次远足的机会，于是吃完午饭，带着所有下周要考试的东西沿着东交民巷走到天安门广场，然后穿越长安街回家。

 

说实在的，在广场亲眼见到那个自由女神像，颇有些失望，感觉制作很粗糙，也不大。我俩围着绕了一圈，没什么意思。还有人说小学生跑这儿来干嘛。广场上很乱，没什么好玩的，我们就一直往西走。到新华门的时候，有吵嚷声，我至今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从新华门里冲出好多穿制服的人（我分不清军队、武警、警察，就不乱说了），戴钢盔，手里有棍子，堵住了六部口那个十字路口。但是我眼所见，并没有发生推撞打人之类的。不过很快我就看不见了，因为放了个催泪弹，那感觉像吃了一吨芥末！！！喘不过气，咳嗽，流眼泪。我俩也跟着大伙撤退，一直退到南河沿，向北，竟然还有103电车。车上的人都在谈论国事，我俩成为慰问对象，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一个大叔说：祖国的花朵，越熏越灿烂。在甘家口下车，我往南，她往北，继续走。我实在走不动了，晃了快一个小时才到家，累死了。对了，我家在木樨地。进家门第一句话：我刚才被催泪弹熏了！十分自豪的，因为爸妈都没被熏过。

 

那会没手表，我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也没有电话，爸妈还真放心。不过我当时好像说了谎，告诉他们坐地铁回家的。总之我平安到家，吃完晚饭，天很黑了，长安街上出现坦克。大家都聚在楼道里往外看。后来有鞭炮声，噼里啪啦的，爸妈还有其他大人议论说，这是朝天放的吧？不能向人开吧？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们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俩就上街去了，在复兴医院、儿童医院找到了答案。我不许出家门，他们说，好好复习功课！

 

一周后考试，语文+数学我考了192，二中的录取分数线是193，结果我进了东城区离天安门最近的一所中学。上了中学，我被允许骑自行车，每天早上迎着太阳往东，下午顶着夕阳往西。天安门戒严了颇长一段时间，只有骑车的人不受影响。有几个中学同学也是跨区的，我们天天一起走长安街。骑快车的时候，最不喜欢金水桥那一段，因为有坦克压过的深深的痕迹，每经过那些坑坑洼洼，都要颠几下，烦死了。虽然不知不觉间，路又平了，不过我记得。和爸妈去三里河的时候，我也爱找22、24号楼上面的弹孔，开始是空的，后来堵上了水泥，再后来就看不出来了，不过我记得。

 

记叙文部分到此为止，议论文部分待续……

我这么热爱语文的人，每次重大考试都栽在语文上，特别是高考，居然比政治还低！！！

 

 

 

 

15年前，滚石出了张专辑《情牵女人心》，我们宿舍天天播这些怨妇歌，直到磁带走了音，听得人掉一地鸡皮疙瘩。

 

5月30日，在红馆，有个情牵女人心演唱会。说实在的，没有想象中的好，没有三个好男人好。

 

首先，开场晚了20分钟，这在我的红馆演唱会经历中破天荒第一次！也许五个女人太难协调了。

其次，陈洁仪和林晓培不太match，好像生拼硬凑。特别是陈，没完没了说广东话，唱的广东话歌曲我一首都没听过。林晓培还好，至少有一首《心动》。她口称感谢主能站在红馆，胳膊上整了个巨大的十字架纹身。

再次，五个女人很啰嗦，唉，两千五百只鸭子，反复就那两句：我好感动，多谢！大家也许想起往事之类MTV片头说的那些。彼此的对答又不像三个好男人那样有默契。我和耸耸几欲崩溃，恨不能大喊：谢谢了，别再说了，请唱歌！！！

 

不过，后面还是挺精彩的。

 

说一下万芳，她被我和耸耸评为第一怨妇。没错，她一出场，光着脚，穿着类似睡衣的长裙，披散着头发，唱着撕心裂肺的怨曲（表情和动作也都配合撕心裂肺）：猜心、割爱、试着了解，新不了情，我都会唱，我就是听这些怨曲成长的。唱到痛苦处，耸耸说，你看她像不像鬼？我说：嗯，负心汉，化作厉鬼我都要缠着你！然后我们俩爆笑。最后她还唱了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莫文蔚漫不经心，幽幽的感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又是声音+表情+动作的撕心裂肺。她还在中间穿插了不下五次用叹息说出“他不爱我”，当她最后一次说的时候，旁边一爷们看不下去了，大叫：我爱你！全场爆笑。

 

第一怨妇：万芳，新不了情

 

这里我最喜欢潘越云了。她一出场就唱了我的最爱《最爱》。

 

她的歌太多了，只唱了《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天天天蓝》、《痴痴的等》，没有撕心裂肺。衣服也很端庄，气质和小朋友真不一样。她应该开个唱。

 

辛晓琪也很有明星范儿，唱得真好啊！！！很高兴她没唱《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小三歌。翻唱的滚滚红尘也很好听，那么长的歌词，我竟然都记得，赞一个！

 

我跟耸耸说：这些歌都不符合真理。耸耸说：嗯，这里有黑暗势力！我真高兴和耸耸来看怨妇演唱会。

比较接近真理的歌曲：《梦醒时分》：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有些事情你永远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我想，这些哼哼唧唧，腻腻歪歪，撕心裂肺，哀怨凄凉的东西，不是上帝要给我的爱。

女人却宁愿沉迷于这种哼哼唧唧，腻腻歪歪，撕心裂肺，哀怨凄凉的东西，这也是一种捆绑，让人不自由。

认识上帝全然接纳，不离不弃的爱，平安与喜乐自然就会代替这种哼哼唧唧，腻腻歪歪，撕心裂肺，哀怨凄凉的东西。

 

参考书目：

 

 

 

之前有人说，什么三个好男人，就是三个苦男人。没想到这是我看过的愉快的演唱会。这仨人不停斗嘴，笑不停。

 

这是我看过的制作最朴素的演唱会，除了灯光，几乎什么都没有，连一个MV都没有，只有台语歌和三首encore有字幕。牛人啥都不需要，生唱就行了。开场陈升穿着拖鞋和大短裤上场，正律师说，穿得什么乱七八糟的。后来，黄品源穿了件白色渔网背心，实在太难看了，脖子上挂了块长方形的东东，他说感谢赞助单位景福珠宝。还是张宇比较好。看过一点点超级星光大道，对他印象很好，演唱会上超能飚高音。

 

 

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我还喜欢陈升布鲁塞尔的浮木&思念人之屋那两张CD，可惜一首都没唱。恩，那些歌，那些轻轻的吉他和口琴，不适合在演唱会唱。

 

张宇那些悲情的歌，也没怎么唱。有一段时间，我在别人的电脑上写东西，（十年前，电脑还不普及；手机还叫大哥大），那人的电脑里只有张宇的MP3，我没有选择，就听了一暑假的张宇，心里面嘀咕，至于这么苦吗？

 

黄品源嘛，前两年公司的Super Star Annual Ball上面请他做嘉宾，那才过瘾。所有人都挤在舞台周围，热情的女同事们络绎不绝地跳上舞台和他握手、拥抱、跳舞……